图，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便不会对他采取军事行动。
从此，阎锡山就开始在三种力量之间展示他的处世圆滑的本事。他与各方面的力量都进行接触。在山西，日本人的代表有之，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代表有之，共产党的代表有之。当时，在阎锡山处工作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说：“阎的会客室里挂着很多像，接见那方面的人就挂出那方面的像，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从1936年6、7月间开始，阎锡山开始采取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政策，即由亲日反共、压制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变而为扶植抗日力量，并企图充当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者。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打动了阎锡山的心，并“由阎处翻印数千份散发”。
1936年10月，阎锡山把山西籍共产党员薄一波请回来，参与山西的抗日工作。
从1936年10月中旬开始，阎锡山便通过张学良向共产党表示与红军建立联系的愿望。另外，对是否联合红军抗日的问题上，阎锡山还于11月7日对他最亲近的谋士们进行“民意测验”：
“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帮助日本反共呢？或者联合红军抗日呢？”
阎锡山让他的谋士们好好考虑，限期作出答复。几天后对此进行表决，结果到会38人，以31对7票形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
阎锡山的联共抗日的意愿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能达到抗日的目的，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一开始就把陕西周围的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作为统一战线的突破对象。由于阎锡山已同意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在“西安事变”中，阎锡山与共产党也进行了一些合作，相互间协调一部分行动。在处理“西安事变”期间，阎锡山曾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害为前提，避开个别的异点，趋向共同的同点，缩小异点，以致于无，扩大同点，以致于无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说：“此后，只有希望我民族全体站在一条线上，努力奋斗，挽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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