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好几名大小老婆中,据说有一名是缅甸曼德勒的拥有捕渔船队的女富翁。
坤沙的儿子和女儿都有送到美、英和澳大利亚求学的。
坤沙曾和台湾当局在缅甸、泰国的特务机关、“外交机构”等有过勾结。
为此1969年,台湾当局曾委托坤沙为“华侨协会联合会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参事”(一说“委员”以此拉拢坤沙为台湾当局的“反攻大陆”和破坏活动效劳。
而坤沙也同台湾当局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以求抬高身价。
1969年10月,新任缅甸东北军区司令的史定上校,从司令部所在地东枝向坤沙发出邀请电报,请坤抄前往出席一项紧急军事会议。
并派飞机到腊戍恭候,这是一项隆重的礼遇,坤沙踌躇满志,毫无戒备,全然不知隆重的礼遇正是陷阱。
当他到了东枝,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紧急会议,而只有监狱,原来,缅甸政府为坤沙摆下了“鸿门宴”就在捕获坤沙的同时,缅甸政府军对坤沙贩毒集团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扫荡。
群龙无首,坤沙集团一时处境险恶。
然而,坤沙的参谋长张苏泉脱颖而出,他迅速把残部纠合起来,且战且退,逃往丛山荒野,暂时蛰居起来。
痛定思痛,有着一副灵活的、也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头脑的张苏泉,知道贩毒是受人唾骂的勾当,而贩毒武装又变为非法组织,不能再亮出这样的招牌。
于是,他灵机一动,利用当地民族同缅政府矛盾,宣称其贩毒武装是“禅邦革命军”(一作“掸邦独立军”、“掸邦联合军”作战的目的在于争取掸邦独立,以此稳定军心,减少矛盾。
实则继续干其鸦片贸易勾当。
过了不到4年,即1973年4月缅甸泼水节期间,张苏泉巧施伎俩,派遣特遣队在缅甸东枝高级宅区——“笛多堡”的一次盛大宴会上,将两名莫斯科直接派来“帮助”缅政府工作的所谓苏联医生贝特密斯基和维诺格达首夫绑架而去。
本来,张苏泉对苏联人并无恶感,他无非是希望此举能造成一次小小的国际纠纷,然后通过交换人质的办法,迫使缅甸政府释放他们的“大王”坤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