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的文字,因为这完全是从一个野蛮人的立场上对文明社会一种**裸的否定。在中行看来,汉人中的士大夫虽然自诩礼仪之邦,但那不过是一种虚伪,他们与亲属关系疏远,相互矛盾重重。上位者残忍的压迫着人民,迫使他们耕种田地来缴纳税收、承担沉重的劳役来修筑宫室房屋,使得人民困苦不堪,无力保护自己,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这种所谓的文明和礼仪又比匈奴人的“野蛮”高明到哪里去呢?到了最后,中行说大声呵斥着汉朝使者,威胁说“你不要废话,只要输送给匈奴的缯絮米蘖一定要使其数量足,质量好就行了,如果不齐全、粗劣,那么等到庄稼成熟时,匈奴就要骑着马奔驰践踏你们成熟待收的庄稼。”
这种威胁宋朝的士大夫们一定不会陌生,他们从辽人、西夏人还有金人的口中应该听到过很多遍。千百年之后的我们在读到这一段文字,在感到屈辱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中行说所说的相当一部分是事实。北宋末年时中华民族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古代文明对于我们的祖先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了,无论是那优雅的宋词、jing美的工艺品、深邃的哲学、闲雅的士大夫、绘画、瓷器、zi you的市井、繁荣的商业,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现的,如果要我对这个城市下一个更加严格的定义,那就是东京汴梁,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去深入到北宋繁荣的文化里去,就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汴梁,为这座伟大的城市服务的。为了让这座城市里的人们过上这块土地上从未有过的生活,整个帝国都要向其输血,被弄得jing疲力竭,以至于根本无力保护自己。在后世的我们高声称颂北宋从未有过的先进财税制度的时候,也请不要忘记这同时意味着对底层农民从未有过的刻骨盘剥。历史就是这样,他永远只会记载着那些能够书写历史的人们想要让后世的我们看到的东西,至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只会无声的被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现在让我们把时钟调回到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已经第二次包围了东京汴梁,这座梦幻般的城市已经岌岌可危。历史上记载,这座城市的总人口最繁盛时不下百万,城墙高厚,城内有天下最jing巧的工匠,储备着可以装备数十万大军的武器。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甚至连守卫城墙的士兵都不够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哪怕现在只剩下五十万人,按照一户五人抽一丁来计算,就立刻能得到十万壮丁,就算不能出去打野战,守卫城墙还是足够了,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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