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当地人，安德烈手下的俄国兵里也有一些是当地人，这些人都有家室和孩子。
如果任由特别行动队把他们的孩子杀了，列博尔必然会发生兵变，导致列博尔失守和整条交通线瘫痪。
我匆忙命令卫兵快去通知其他人，务必要阻止他们，我亲自驾车和艾芙琳娜来到列博尔的小学，在门口，一个穿着党卫军军装的俄国兵叫住我：长官，我是你部下的中士，我叫保罗·东布罗斯基，我的孩子也在里面，你能帮我进去看看他安好吗？这些德国人不让我们进去。
我对他说：相信我，你的孩子不会有事的。
我意识到了他话里的危险性，果然事态正在往失控发展。
我走进去，威特小队长迎上来，他说正在等待我的同意，就可以开始执行他的任务了，请配合他的工作。我再次重申，希望他终止这次行动，这么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不可挽回的。在对他进行了一番无效的劝说过程中，我的忍耐在迅速的被耗尽，他的官方说辞看起来无懈可击，而我这里的情况，他只是推说，我会解决，并让他的人赶快做好准备，他会说服让我同意的。
看到架起来的机枪和不远处茫然不知危险临近的孩子，还有这些孩子身后，我守卫列博尔的基础。我放弃了继续和威特这个疯子用语言沟通，我走向那些孩子，抱起他们中的一个，他们对我天真而信赖的样子，给了我决断的勇气，我放下男孩，站在他们前面掏出了手枪对着特别行动队。
威特这时依然在试图劝说我，我也希望他考虑，请他尊重我的任务，他这么做，会让我的任务无法完成，他是在阻碍我执行军务。我们两人的对峙，让他带来的别动队员感到不知所措，就阶级来说，我是少校，他相当于上士，我的命令比他具有更高优先度，于是他们放下了机枪开始观望。
我们对峙了几分钟，城里的其他人也赶了过来，军警们也拿着枪在四周一定距离停下来，德法军人向我走了过来，他们组成人墙，挡在了特别行动队和男孩们之间，第一连连长，在士兵中颇有威望的，弗兰克·豪恩上尉，对我说：大家们都知道了，我们都支持你。
我对他的宝贵支持表示了感谢。现场局面成了夹心蛋糕，外面是斯拉夫人在等着，里圈僵持不下的两伙日耳曼人会做什么决定。我把手枪放在地上，举起手走过去，希望威特重新考虑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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