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对蒋介石来说，都是好消息。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朗，德、意、日三国的前途不太妙。蒋介石庆幸自己没有站错队，要是当初听了有些人的话，真的投降日本，到头来不但总统的位置保不住，并且还要成为千古罪人。
蒋介石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等盟军打败德军和意大利军队以后，就会挥师东进，他就可以不费气力地赢得抗战的胜利。
蒋介石打算的未来如梦一般美好，可他听到的并不全是好消息。
在敌后，共产党的抗日武装进一步壮大，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蒋介石似乎看出了苗头，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等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的力量将相差无几。每当想到这些，他就感到如坐针毡，如鲠在喉，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蒋介石不允许共产党到处“游击”。他不想看到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范围越来越大。有盟军帮忙，还用得着共产党吗？他比以前“清醒”了许多。既然抗战胜利是迟早的事，那么“安内”当然要比“攘外”更有油水。于是，蒋介石悄悄地做起了“手脚”。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毫不掩饰地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公然把“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加在共产党的头上，把共产党说成是“奸党”，把八路军和新四军说成是“奸军”和“新式军阀”，把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污蔑为“新式割据”。在这本书中还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当年年初，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包围共产党根据地的一线部队，对共产党进行严密封锁，以阻止共产党武装向外发展，并要求各“清剿”部队认真包围进剿，彻底消灭共产党军队。如不可能时，即对日伪军后方实施压迫，从而达到封锁共产党、八路军的目的。
山东的八路军与其他各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一样，要同时对付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经受住各种考验。
友谊之手
罗荣桓到苏北治病，之所以匆匆赶回山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李仙洲部到了山东，引起山东日伪、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成为115师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